敢教日月换新天

打开中国地图，沿着九曲十八弯的黄河，会发现有一座叫做“兰考”的小城。历史上，黄河在兰考多次改道和泛滥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近800年间，黄河兰考段决口了143次之多，风沙、内涝、盐碱成了兰考数百年不绝的“三害”。

1962年冬天，兰考县遭受 “三害”极为严重，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最低水平。

12月的兰考，寒风裹着沙尘漫天飞舞，县城的街道冷冷清清，有一个人来到了这里赴任县委书记，他的名字叫焦裕禄。

面对一望无边的黄沙，结着冰凌的洼窝，还有摇曳着枯草的盐碱地，老百姓苦笑着说，这些地，旱了收蚂蚱，涝了收蛤蟆，不旱不涝收盐碱，就是不见收庄稼。

重重困难，像一副沉重的担子，压在了这位新上任的县委书记肩上。夜，已经很深了，焦裕禄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苦苦思索着，他决心一定要改变兰考的面貌！

第二天，当大家得知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，他已经下乡考察灾情去了。

他从这个大队到那个大队，一路走，一路和同行的干部谈。

见到沙丘，他说：“栽上树，岂不是成了一片好绿林！”

见到洼窝，他说：“这里可以栽苇、种蒲、养鱼。”

见到碱地，他说：“治住它，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！”

焦裕禄的话，说得大家心里热呼呼的，让大家从困难中看到了希望。

查风口、探流沙、泡桐树，筑堤坝、修沟渠，焦裕禄带领干部群众在一年零三个月时间里，走访了全县140多个大队中的120多个，查清全县大小风口84个，逐个编号、绘图，行程5000余里，相当于从首都北京走到了海南岛。

自打那时，兰考种树常抓不懈。渐渐地，树多了、林大了，风小了、沙停了，“风沙、内涝、盐碱”三害没有了。

在工作之余，焦裕禄的时间，大多都跟老百姓在一起，大家亲切地称他为“老焦”。

那是一个冬日，焦裕禄顶着铺天盖地的风雪，一连走访了九个村子，访问了几十户群众，但是，却没烤群众一把火，没喝群众一口水。

当他为双目失明的大娘和生病的大爷送上面粉和钱，老人问：“你是谁？”焦裕禄回答说：“我是您的儿子。”

繁重的工作，加上营养不良，焦裕禄的肝病一天比一天严重。直到有一段时间，大家发现，无论是开会，还是作报告，他经常都会把右脚踩在椅子上，用右膝顶住肝部。有时实在受不了，他就会随手拿起一个硬东西顶着。渐渐地，他桌子上、床边放着的小东西日渐增多，茶缸盖、鸡毛掸子、长把刷子都是用来压迫止痛的。日子久了，他办公室那把藤椅就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。

1964年的春天，焦裕禄病情恶化，大家劝他住院治疗，他说工作忙离不开，不去住院。

医生开了药方，他嫌药贵不肯买，解释说：“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，花这么多钱买药，我能吃得下吗？”

为了让兰考人民过上好日子，焦裕禄强忍病痛的折磨，继续坚持下乡工作。当他不得不躺在病床上时，他还在思考如何撰写改变兰考面貌的文章。

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，他仍然惦记着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，赵家楼的庄稼淹了没有，秦寨的盐碱地上麦子长得怎么样，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少……

也就在那年，正当兰考的封沙、治水、改地斗争节节胜利的时候，焦裕禄永远地离开了。逝世前他提出了唯一的要求：“把我埋在兰考沙丘下，我活着没能治好兰考的沙，死了也要看着大伙把兰考的沙治理好。”

“生也沙丘，死也沙丘，父老生死系。”焦裕禄虽然离我们远去了，但是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。现在的兰考县，早已绿树成荫。当年他亲手栽下的泡桐，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“焦桐”。